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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诈骗罪的量刑标准是怎样的?2019年贷款诈骗罪的立案标准
发布日期:2019-10-07 17:21   来源:未知   阅读:

  2、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二是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三是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四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五是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究。

  《刑法》第193条规定,犯贷款诈骗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

  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与任意自然人勾结实施贷款诈骗,共同实施贷款诈骗行为中的任意一个方面,只要二者具有共同故意,即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不是一个人单独实施,并且具有共同的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并实施了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中的一个或数个,进而利用这些欺诈行为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贷款诈骗,即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共犯。不论行为人重视共同实施完毕所有的构成要件行为还是在共同犯意形成后的任意时间退出但并未阻止犯罪最终完成,即构成贷款诈骗罪共犯的既遂。根据共同犯罪的理论,甚至只要共同犯罪人在行为实施过程中加入犯罪的实施,也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共犯。对此,作为普通共犯适用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即可认定。

  由于在国有银行内部,存在有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工作人员,也存在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工作人员,因此,当他们都与贷款审批没有直接关系,而在行为人与这他们勾结实施贷款诈骗的情形下,其行为的认定也存在差异。

  在此情形下,由于此类银行工作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又对贷款审批无直接关系,因此,他们没有可供利用的职务上的便利,也没有可供行使的职权上的地位或方便,与上述普通自然人无异,在其主观过错和和客观行为符合贷款诈骗罪构成时,以普通贷款诈骗罪的共犯认定。而不应当认定为挪用或职务侵占罪,因为在此类贷款诈骗中所贷款项是由有审批发放权限的工作人员支配并实施的,此类银行工作人员不具有挪用或职务侵占的构成要件要素。 如果仅是利用早银行工作,利用与贷款审批工作人员熟悉的便利条件,与外部行为人勾结实施贷款诈骗行为,或者收受外部人员钱物,由于既没有银行职务或职权上的便利,也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不能构成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职务犯罪。

  虽然,此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银行工作人员不具有对贷款审批有决定性的职务或者职权上的便利条件,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便利地位和影响,当他们与外部行为人相勾结实施贷款诈骗行为时,虽然没有利用贷款审批的职务上或职权上的便利,但是其以帮助甚至利用银行外部人员实施贷款诈骗,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行为不能简单的认为只是贷款诈骗罪的共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15号《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认定为贪污共犯。其行为在实质上虽然并未利用直接对银行涉案资金有“主管”、“经管”、“经手”等职务或职权上的便利,但是他利用了自己在银行内部具有的职权或职务上的便利或地位进而利用直接“主管”、“经手”、“经管”的工作人员的职务或职权上的便利条件,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法律特征,即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职务上的便利,影响甚至决定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或职权同样应当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以此作为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贪污罪。如果此类银行不工作人员并未与外部人员共谋——事前或事中——也并未占有所诈骗的银行资金,而只是帮助外部行为人骗取贷款,收受外部行为人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斡旋受贿罪。

  由于在国有银行内部,对贷款审批有直接关系的工作人员或者直接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经手、经管、主管银行资金,属于“以国家工作人员对待”的人员。因此在此不再区分银行工作人员十分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在共同犯罪中,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银行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相勾结的情形下,共同故意在于非法占有银行资金,但是其中既有普通的贷款诈骗的非法占有的故意,又有以利用职务或职权上的便利非法占有的故意,因此不能简单的以其中任意一个故意作为案件整体故意形态的依据和标准。在主观上考量,此类共同故意的认定时应当将共同行为人的两个故意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切入点。如果外部行为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贷款诈骗的故意即使没有银行内部工作人员的职务利用行为的配合也能单独完成,银行工作人员仅仅是做了附带的、帮助性的作用,对利用职务或职权行为非法占有的故意只是概括的、从属于以贷款诈骗非法占有的,全案的故意应当认定为贷款诈骗的非法占有的故意。相反,如果银行工作人员的职务利用行为出于积极主动的,对贷款诈骗行为起到诱导、支配甚至利用的作用,则应当认定为贪污的故意。

  行为人与担保人相勾结在语义上是指担保人提供的担保本身是虚假的,自然构成贷款诈骗。但是在担保人提供的担保是真实的情形下,行为人非法占有银行贷款,拒不归还,是否是诈骗银行或者是担保人?

  在借贷合同中担保人是第三人,其作用是保证借款人到期如数归还贷款本息。行为人意图诈骗贷款而由保证人提供虚假担保的,即利用保证人的信用进行诈骗。保证人因而成立共犯的,只存在于保证人明知行为人意图诈骗贷款的情形。如果保证人仅对行为人骗借贷款明知,而对其非法占有目的并无认识或不应当由认识,则不能成立共犯,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其与行为人之间不具有成立共犯的“共同故意”。

  如果保证人对行为人的犯罪故意的内容明知,但其本人并无非法获取贷款的意思,仍成立共犯理由在于保证人对行为人的犯罪意图明知而做出保证的行为,说明其认同行为人的犯罪故意,与行为人之间形成共同诈骗银行的故意,即使没有获取银行贷款的故意,但是这种认同已经表明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这里的非法占有不是由其本人占有而是由行为人占有。在刑法上这种犯意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与行为上实际的非法占有相分离的情形不影响其非法占有目的的刑法意义,因为非法占有由本人实施还是由他人实施不影响非法占有的故意成立。在此时应当认定为贷款诈骗罪的共同犯罪。

  在单位作为担保人的情形下,由于单位不能成为贷款诈骗罪的适格主体,即使单位以单位的意思与行为人共同勾结实施贷款诈骗,也只能处罚直接责任人,而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有人认为“(单位)做出担保行为往往是主管人员个人借用单位名义作出的”,这里作者用了“往往”一词,到底往往是多大的比例?往往之外是否还有“不往往”的情形?对“不往往”的情形是否也参照“往往”只处罚有关责任人而对单位不做任何刑法上的否定评价?如此则让那些做出担保决定的单位责任人承担了单位的所有形式责任,这是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相背的。因此,问题又回到了贷款诈骗罪是否应当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这一问题上来了。

  在行为人与担保人共同实施贷款诈骗的情形下,贷款合同作为主合同因为欺诈而归于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因此也归于无效,但是作为担保人其责任并不因此而消失。因为担保人的虚假担保行为本身构成了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过错基础。

  一般而言,只要担保人提供真实有效的担保,即使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银行也会执行担保人的担保,银行没有受骗也不会受到损失,担保人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共犯,甚至连行为人也不构成贷款诈骗罪。但是从贷款诈骗罪的构成来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 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使银行陷入认识错误并处分了银行资金,行为人即构成贷款诈骗。另外,行为人在请求担保人对其贷款作担保之时,已经对担保人进行了欺骗,并进而利用担保人的财产、信誉或者其它可担保事项对银行进行贷款,只是对担保人的欺诈而没有欺诈银行。但是当担保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欺骗自己为其提供担保之后主动或与行为人共谋隐匿担保财产,从而形成事后的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应当认定为贷款诈骗罪的共同犯罪。